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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第090章(2/4)


去过日本、新加坡、澳洲以及欧洲等地。唐小舟发现,赵德良每次出访,虽然带

有经济交往等方面的任务,同时,他也夹带了一件私人事务,那就是考察研究各

国的公务员制度。

赵德良之所以致力于公务员制度研究,显然因为他觉得中国现行的公务员制

度是存在问题的。

过去的旧中国,一律将公务员称为官,而新中国成立后,给了公务员一个全

新的名称,叫干部。在新中国创立者心目中,公务员只有工作职责的区别,而没

有地位的差别,至少在干部这个层面,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差

别永远是存在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决策和执行。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既是决策者

,又是执行者,且不说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工作程序也会完全混乱。目前,中

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决策官和执行官为一体,相互交叉甚至

彼此争权。

新中国成立之初,将干部划分二十四个行政级别,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级,

最高的是行政一级。这种行政分级制度,实际已经向西方的公务员制度靠拢,与

中国传统的九品制相比,已经进步。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工资改革,而新的工

资改革方案,并没有与行政二十四级挂钩,二十四级制也就终止了。仍然存在的

,是此前与二十四级制并行的五级行政制,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级

、省部级、厅局级、处级和科级。每一级,又分为两级,实际是十级,再加上不

属于行政级别的股级。

这种分级,显然存在很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决策官和执行官混为一谈,没

有区别。第二大问题,越往上,级别的跨度越大,升级的难度也越大,最后形成

了一人一级的局面,而这所谓的一人一级,又不是公务员体系的制度性规定,变

成了一种人为的东西。权力结构的随意性,导致了决策和执行的随意性。

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就没有解决也从未提上解决

日程的,那就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绝大多数人,都在

这种爬行中止步了,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一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尤其

是一些并不善于行政事务,却在业务方面十分出色的人,缺乏升迁通道,他们要

么丢弃自己最在行的业务工作,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行政工作,更多的人,只是

停留在低级别上面,个人利益受到巨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多劳多得原则。

纪律部队在后来的改革中先行一步,一些基层警员,因为他们的年限以及实

绩等,也可以升上较高警阶。部队也是如此,技术兵种可以单列于军街之外。但

这种改革,显然还不彻底,警街制中,警街实际成了官街的另一种表达,一个技

术派警员,即使你能干出再大的成就,也不可能升上警监。政府机关公务员就更

是如此了,你就算干一辈子,如果不能升上副科级,你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科员,

薪酬待遇,跟不上来。后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台了一种补充制度,也就是科

员制,在科级干部中,可以有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在处级干部中,有副调研

员和调研员。在厅级干部中,有副巡视员和巡视员。表面上看,这种设置,是为

了解决某些非政务员的升职通道,但实际上,这个升职通道,是行政职务通道的

一种补充,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这种非政务员体系的每一种级别,都是相对

独立的,根本不可能从一个级别升上另一个级别。除非你借助行政级别完成这种

升迁。比如你升上副主任科员,几乎没有可能由副主任科员升上主任科员,一定

得由副主任科员,升上副科长,再由副科长,到达主任科员。如此一来,这一套

体系,便不再是事务员体系,而是政务员体系的辅助体系。

中国人早已经了解权力结构的本质,是由决策者和执行者组织。在古时候,

所有的决策者,都是行政主官,称为官,隶属于行政主官的,自然就是执行者,

则称为吏。官,由中央政府任命,而吏,则是行政主官聘任或者任命。过去的行

政机构比较简捷,一个县令,下属只不过几个部门,选择吏员,相对不那么复杂

,一个府台,稍稍复杂一点,但属下几个关键部门,也都由中央政府任命,府台

所能控制的,也就是政府本部的吏员。所以,由官选吏,操作起来,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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